© 徐敏｜文
刘英（左一）、张闻天（中）、何方（右二），1954年摄于列宁格勒
1941年4月，延安整风前夕。张闻天请抗大教师何方，到他居住的杨家岭窑洞交谈。当天谈的是抗大的教育问题。到了午饭时间，张闻天留何方吃饭。张是高层领导，与妻子刘英是小灶。他们知道何方是大灶，只吃小米，就把白面馒头全部给了何方，自己吃小米。这让当时只有19岁的何方记了一辈子。1945年后，何方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毕业，派赴东北，在辽东省青年工作委员会任副书记，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，是他的顶头上司。张闻天夫妇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，往往走到何方住的小楼门外，会喊一声：“何方，散步去！”何方就下楼来一同遛街，边走边谈。在辽东，张闻天正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，却被突然调离。1950年1月19日晚，广播中播放了一条消息，张闻天被任命为新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。当时，苏联人建议，由北京成立一个代表团，在他们的支持下，取代民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。代表团首席代表人选，确定为张闻天。这一任命，未经征求张闻天的意见，就对外公布了。张闻天从广播中获知这一消息后，问刘少奇可否另外换人，答复是已经决定了。张闻天动身去北京前，找到何方，希望他跟随自己一同去联合国，张闻天认为何方会写文章，又懂俄文，做外交工作比较合适。这样一来，何方便从地方官员变成了外交官。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持续，使得北京派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计划流产，原本是去纽约的张闻天，最终去了苏联，接替多病的王稼祥。何方也随同前往。在莫斯科驻苏使馆，张闻天特别设立对外研究室，以何方为主任，研究驻在国的情况及其对外关系，并写出相关报道。在张闻天的指导下，研究室的第一期调研报告《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》，就在外交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和高度重视。在何方的印象中，张闻天是一个学而不厌的人，他没有什么特别嗜好，就喜欢读书写文、逛书店。张闻天逛书店时，会拉上何方，只要是星期天没别的安排，他会叫一声：“何方，走，上书店！”两个人就出发了。在驻苏使馆，何方跟张闻天参加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，主要工作是为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总理起草发言稿。代表团住郊区别墅，进驻前请苏联人帮忙查了一下，发现有几十个地方安装了窃听器，搞得大家很紧张。开会时，就把洗澡间的水龙头打开，让水哗哗地流着响；或是把收音机打开。结果搞得连彼此说话都听不清楚。周恩来就说，算了，洋人要听就让他听吧。这才不放洗澡水，也不放收音机了。遇到开会或谈问题，就尽量到室外草坪上去。”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不久，1954年年底，张闻天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。张闻天走后，何方仍留在驻苏使馆。但没过多久，张闻天便连续发来电报，催促何方尽快回部。此时，距张闻天回国才两个多月，何方又来到他的身边，担任研究室专员和办公厅副主任，一直工作到庐山会议张闻天被打倒的1959年。何方负责的工作，就是帮助把关。凡是送给张闻天的材料，无论来自何处，都由何方先看一遍，挑出需要送张闻天阅处的，其余就给精简了。其中报送的有些文件，还要在旁边批注个人看法或处理意见。同时，张闻天经手发出的文件，也交何方先看一下，看看有无需要修改的地方。所以1959年批斗何方时，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就说，何方霸道，他的这道关比部长都难过！”那是1959年7月初，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，张闻天是与会者之一。最初，会议议题是纠左，后来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信，就由纠左转向批右了。这本来跟何方毫无关系，他在北京外交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离庐山天高地远，每天只是按部就班，从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中，挑出应当转给张闻天看的，交中央办公厅机机要交通局送到庐山，一天一包。有空了，就同跟随张闻天上山的秘书萧扬通通电话，问问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。有一次，何方在电话中问萧扬近来的情况，萧扬说，张部长想在小组会上发言，不过还在犹豫。何方闻听，随口就说，一个小组会发言，有什么可犹豫的，谨慎得过分了。这番话后来成了何方为张闻天输送炮弹，鼓励张闻天发言的罪状了。张闻天因为在发言中，指出大跃进、公社化以来左的错误，并明确赞同彭德怀的意见，成了彭德怀集团的成员。8月20日，张闻天回到北京，当晚何方便来到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住处，看望老首长，还陪张闻天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。张闻天说，以后不让做行政工作了，就研究国际问题来安度晚年，甚至表示以后要“戒舞”了。谈话中，何方问他，你是搞外交的，干吗要对国内问题发表看法呢？张闻天回答说，这就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，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？说着，还做了一个失足状的动作。告辞时，何方说过几天再来看他，殊不知这竟是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。第二天，部里就开始通知开会批判了，紧接着外事会议一开，不但禁止何方去张闻天家，就连留在张家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，只能由外交部派车找人帮忙运回。何方虽然感到吃惊，却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过了几天，召开外事会议，结合文件的传达，大家开始揭发批判，先是张闻天检讨，随即一些部门和驻外大使争相发言，这阵仗显然经过事先安排，有备而来，所以火力之猛，气氛之紧张，让何方大感惊骇。这样大轰大批了一个礼拜左右，会议内容开始集中于攻击张闻天“里通外国”的问题。妻子刘英发现，以前从不落泪的丈夫，这时却止不住地流眼泪。批判会开了两三个礼拜，直到张闻天要住院动手术了，才停了下来。但事情并没有真正结束，反而在开始酝酿更大的动作。主持人不但会上会下施压，要何方揭发张闻天，在跟组织还是跟张闻天之间做出抉择，而且生活和行动也逐渐受到一定管制。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，何方最终痛苦做出了跟组织的选择。处在当时的环境，也只能这样站队，就连彭德怀、张闻天等人的检讨交代，也都是翻箱倒柜，真货假货一起向外倒，除“里通外国”外，真是要什么给什么。何方知道自己无法抵抗，只好下决心同张闻天划清界限，站出来揭发他的罪行。但何方还是给自己定了几条原则，一是可以随大流无限上纲，但决不捏造事实；二是尽量多讲张闻天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，不讲或少讲外交方面的问题；三是关系重大、人们又无法得知的事情，就坚决不说。何方揭发的内容，今天一看，完全没有问题，反倒证明了张闻天的正确。例如大跃进是大轰大鸣，比例失调严重，许多东西都买不到；大炼钢铁得不偿失，炼出来的不是钢是烧结铁；放卫星是胡闹，讨好领导，造假成风；区大姐（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）说广东已经出现饿死人的事，等等。但这些实事求是的内容，在当时讲出来，就成了反对三面红旗，反对群众运动，与组织对着干。特别是提到饿死人的问题，更引起群众的愤怒的声讨，说是造谣。因为外交部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，而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。在外交部，何方被视为张闻天的亲信，没有人能像他一样，揭发得这么多和这么具体，所以当何方的发言一结束，主持会议的陈毅就说：“洛甫同志，你已经众叛亲离了！”张闻天是个很有肚量的人，对小他22岁的何方，关爱有加，十分器重，视如己出。进入外交部后，一直带在身边，悉心培养，无话不谈。他没想到，何方会站出来揭发自己，对此是有几分愤怒的。文革结束后，张闻天已经不在人世，刘英谈到这件事还说，闻天对何方的发言感到非常难过，心里凉了一半。其实，何方在揭发时也很难过，后来更为此悔恨终身，一直无法解脱。晚年，何方一再说，自己这一生犯了两大错误：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：再一个就是1959年揭发批判张闻天。1978年春天，何方从干校回到北京，打听到刘英在北京的住址，没敢贸然前往，而是先写信投石问路。何方在信中说，他想登门看望大姐，当面谢罪。刘英很快就回信说，欢迎前往，并特别交待不要作什么检讨。一见面，何方便说，对不起大姐和张部长，辜负了他们10多年的悉心培养。由于20年不见，又一直心怀羞愧，从未失声痛哭的何方，那天竟然失去控制，泣不成声。刘英不让何方检讨，反而表示歉意说，是他们连累了何方，让他跟着吃苦，还影响了前途。因为张闻天的离世，何方永远地失去了当面向他谢罪的机会。为弥补过失，晚年的何方放弃了国际问题的研究，改行做起了张闻天的学术研究，决心以此来弥补自己的罪过。
推荐阅读